国内外汇王喜义 1935年出生,汉族,中共党员。1962年毕业于东北财大,高级经济师。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,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、党组书记。兼任过深圳市证券领导小组副组长,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。
上世纪80年代,顺应深圳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浪潮,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,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在罗湖成立,用于灵活调剂企业间的外汇余缺,成为了如今全国统一外汇大市场的源头。
1985年,我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到深圳,带领和团结广大深圳金融人一起,发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共推出121项金融改革创新,包括了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外汇、黄金等多个领域。其中,多项改革措施从罗湖向全国推广。国内外汇
上世纪80年代初,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,改革需要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我最初在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工作,具体要怎么改革,当时还拿不出办法和意见来。
1980年,我出访日本学习了一个月,看到了日本资本市场的发展,股票市场搞得很红火,发展直接融资,而国内当时都是间接融资。1983年,我又去了匈牙利,匈牙利对外汇市场的改革力度比较大。
回到总行,我觉得这些问题一时都很难找到突破口。当时我经常跟随总行领导参加国务院会议,听领导议论深圳的改革开放政策,当中就包括了金融系统改革,我就萌生了去深圳闯一下的想法。
1985年,我只身来到深圳,在位于罗湖的深圳火车站下车。彼时的深圳罗湖建设刚刚起步,我着手研究改革开放措施。半年中,我牵头做了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是建立招商财务公司,后来发展成为招商银行;第二是建立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,即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,准备搞股票市场;第三是建立了外汇调剂中心,进行外汇余缺调剂。
改革开放之初是深圳外向型经济大发展的时期。1980至1985年,深圳累计利用外资9.22亿美元,兴办了数千家“三资”企业,涌现了一批出口大户,形成了一批出口拳头产品。
外向型经济呈蓬勃发展之势,企业的外汇需求急需得到满足。但在当时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下,有些单位创造外汇,但是不使用外汇,而有一些单位需要使用外汇,但却不创造外汇,这就出现了个人、企业私下调换外汇余缺的情况。比如说我有外汇我不用,你需要外汇我卖给你,按照市场价格协商进行外汇买卖。
但是,这一行为当时被认为是私下倒卖外汇,深圳外向型经济还要发展,对外改革开放需要外汇,需要想一个解决办法出来。后来,筹建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的事情交给了我来办。当时,我找了三个年轻人,都是分配过来的大学生和中专生,去广州买回电脑等设备,制定了办法报到市里,外汇调剂中心就这样在深圳开业了,地址就在罗湖区的国商大厦,后迁到罗湖区的华通大厦。通过这个合法公开的市场,灵活调剂了企业间外汇余缺。
我们把制定的外汇调剂办法上报到国家外汇管理总局,总局却没有很快批复。但深圳的外向型经济还要发展,外汇调剂中心就直接“先斩后奏”运作起来。直到3年后的1988年,深圳的外汇调剂中心才正式拿到国家外汇总局的批文。同年6月,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在成都召开了会议,推广了深圳的外汇调剂办法。外汇返佣
自此,全国各地纷纷借鉴罗湖率先开展的试点开设外汇调剂中心。1994年末,深圳先后与全国20多个省市外汇调剂中心电脑联网,成为全国统一外汇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从1988年到1998年,我在深圳工作了大概10年直到退休。期间同深圳金融界一起推出了121项大大小小的金融改革创新。除了外汇领域改革,银行、保险、证券等领域多项改革影响深远。这些先行先试积累的成果后来大多推广向全国。
其中,有多项重要改革发生在罗湖,其中就包括了放开黄金首饰市场。在以前,黄金的销售和价格都是由国家统一管制的,那时候老百姓买黄金都是偷偷跑去沙头角中英街的香港一边,花了钱买到了金又偷偷跑回来。于是,我就在罗湖一次性批了15家黄金销售公司,把市场和价格都放开,让老百姓可以直接买到黄金首饰。后来搞金银加工,我又批了10来家,罗湖区划出田贝用来做经营场所,深圳黄金市场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了。
在深圳改革开放的过程,罗湖是改革的先锋,突破了好多旧的条条框框,这与一批批罗湖改革者敢于承担责任,在思想上大力支持改革,并为改革的落地积极创造条件是密不可分的。罗湖弘扬“先锋精神、奋斗文化”,我觉得一系列金融改革能够得以在罗湖开花结果,与这种精神紧密相关。外汇返佣王喜义:多项金融改革从罗湖推向全国2022年9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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